清政fǔ在帮助朝鲜编练新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朝鲜的军事控制。.最快更新访问:щщщ.７９ＸＳ.сОΜ。通过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委派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推荐马建常、穆麟德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分别任用马建常、穆麟德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办。此后，朝鲜海关和外‘交’事务实际上被控制在清政fǔ手中。
由于清军在朝鲜举措及时，进兵迅速，抢占了先机，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使其措手不及，日本没有在这次兵变中达到预期目的。但他们觊觎朝鲜的野心不但未因此减弱，反而更加强烈。
日本趁清朝驻军立足未稳，朝鲜国内一片‘混’‘乱’之际，要挟朝鲜订立《济物浦条约》，获得了巨额赔款和使馆驻兵的特权，为日后发动战争埋下了伏笔。日本国内出现一片征韩之声，军界更是紧锣密鼓，伺机待发。
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所以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fǔ对朝鲜的控制。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势力，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在这一时期，朝鲜的政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复出的闵妃集团与“事大党”是掌权的主流派，代表人物有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后盾是吴长庆、袁世凯及其编练的朝鲜新军和清朝驻军。
与“事大党”对立的一派是“开化党”。这些出身于名‘门’贵族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壮年针对朝鲜社会生活中的落后和停滞状态提出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建议，但是他们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日本使馆驻军和开化党编练的新军。
“开化党”虽然代表朝鲜人民要求改革内政、追求民族独立、反对清政fǔ干涉控制的进步倾向，但实际上不自觉地成了日本在朝扩张的势力和日本对外侵略的工具。
大院君被拘往中国后，坚持锁国攘夷政策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这一事实造成两个后果：一方面闵妃集团出于清政fǔ为其排除了政敌，坚决站到了清政fǔ一边，成为所谓的“事大党”；另一方面朝鲜与日本关系发展的障碍消除，开化党公开亮出亲日的旗帜。
事大党对开化党的亲日活动早有察觉，于是更加与清政fǔ派驻朝鲜的吴长庆、袁世凯、马建忠以及德国人穆林德联合起来防范开化党。朝鲜社会内部的斗争，是守旧势力和谋求朝鲜近代化的开化党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一斗争隐含着清政fǔ和日本围绕对朝鲜控制权力争夺的因素，各种矛盾‘交’织极为复杂‘激’烈。
此时，由于清军撤离汉城，再加上中国在中法战争中败讯频传，特别是福州海战的惨败，给予朝鲜宫廷以极大震动。而日本人看到中国忙于战事，驻扎朝鲜军力不足，无暇东顾，就趁机播‘弄’煽‘诱’，抓紧活动，朝鲜宫廷和开化党官员也“‘欲’离中国，更思他图”。
十一月十二日，袁世凯把当时朝鲜的紧急政情迅速禀报李鸿章，并把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和政局发展趋势作了透彻的表述，提请李鸿章警觉朝鲜政局和日本动向。这份名为《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局禀》的电文如下：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唯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疑，如不设法杜其鹜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谍，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竹添进一郎带兵换防，**日内必到。薛斐尔（美国舰队司令兼朝日特使）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
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禀函，得以预先指示机宜，命令袁世凯等“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有了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便立即“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因束兵士，一如战时外”。袁世凯本人更是日夜监视敌人动向，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保持高度警觉，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